五十年代我曾当过乒乓球选手，由于那时整个水平低，我还成了区代表队的队员。当然，现在的我早已“不堪一击”了，但我以自己参加比赛的体验，深感运动员参加比赛的心理状态，跟我们配音演员站在话筒前配戏时的心理状态有很多相似之处。主要的一点就是不能背思想包袱，不能有杂念，否则就不能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也就是不能进入角色了。

　　运动员背了包袱，有了杂念就不能放开手脚打球，那就难免要输球了。记得前些年一次世乒女单决赛时，我国选手乔红与韩国名将玄静和的冠军争夺战就非常典型的表现了水平相近的选手临场的心理状态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因素。那时乔红是一名新手，没有包袱，没有压力，如果打赢了很光彩，如果输了，输给一个多次获得过世界冠军的名将也不丢人。所以她一上场就打得泼辣、洒脱，一路顺风以二比零领先。可是当玄静和输了两局以后，情况突然起了戏剧性的变化。第三局，玄静和完全放开了，乔红倒紧张了起来，打得犹豫、拘谨，连连失误。我想这是因为乔红急于想以三比零取胜，心中有了杂念，就不能一心一意地打球了。而玄静和呢，眼看大势不好，也就横下一条心来，不计输赢地拚一记了，因而发挥得很好，终于扳回一局。到了第四局，情况又发生了逆转。乔红有了二比一的优势，拚好了就摘下了世乒赛女单的桂冠，拚不赢也不过二比二，还有第五局，因此又放开了手脚。而玄静和渴望再扳回一局以便取得第五局一争雌雄的机会，又打得缩手缩脚了。乔红终于以三比一赢得了这场比赛。

　　我以为周总理是很懂得运动员的这种心态对比赛是起着多么至关重要的影响的，所以他总是对即将出国比赛的运动员说：“你们输了，回国来我请客。”就是为了给运动员卸下包袱。而有的领导居然教训运动员说什么：“这个球，你不要，全国人民还要呢。”试想，运动员承受着这么重的心理压力，怎么能全心全意投入比赛，赢球的时候唯恐输掉，输球的时候又怕回国无颜见江东父老，在这种心态下不输才怪呢。

　　我想运动员是该想到全国人民的，但不是在比赛的时候，应该是在平常训练的时候，为了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要练得更刻苦些、更用心些。

　　所以我总跟新演员讲“你只要尽了自己的力，用功准备了，就算尽到了责任，戏配好了算你的，配砸了怪我导演指导无方。”事实上没有一个演员愿意把戏配砸，就像没有一个运动员愿意输球一样。当导演的要尽量解除他们的思想负担，使他们能轻松自如地投入工作，才能进入最佳竞技状态。

　　八十年代初，日本影片《雾之旗》是我们厂当时的一部重点片。施融那时刚进厂不久，是第一次担任一部重点片男主角的配音。他非常用功，有一段感情戏，实录前的最后一遍试戏时，他对人物感情分寸和语言节奏的掌握都很好，情绪也很真实、饱满。我于是轻声喊道：“录吧。”没想到，他一下子紧张了起来，马上失去了人物的心态。我知道，这种情况下绝不能说“你别紧张”，那只能使他更紧张，一时我也没了主意，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他摆脱那种紧张的心态。我只好故作镇静地录完了那场戏，当然，没能把他试戏时最出色的表演录下来。

　　在工作中我逐渐摸索到，给演员提出一个简单而明确的要求，让他去追求一个新的目标最能帮助他排除杂念，消除紧张情绪。例如提醒他注意与对手的交流，或者提醒他“天很热，你要注意抓住热的感觉”等等，这样把他的注意力就吸引过来了，他也就摆脱了紧张的状态。在工作实践中这办法还是非常有效的。

　　另外，每个人的创作习惯也不同。例如童自荣就总是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从不说错一个字。而乔榛和尚华试戏时，一会儿说错这句，一会儿忘了那句，因为他们一边试一边还在琢磨戏，但你可以判断他对戏是有准备的，只要你喊“录”，他的词儿就不会错了。还有一种人，比如于鼎你就不能这样“逼”他，你必须让他把口型对准了，戏有了把握才能录，否则他会吃慌，反而欲速则不达。一九八五年在上海电视台录《血的锁链》时，尚华配清川健夫，那天正在录一段感情复杂、台词又长又快的戏，试戏时他没有一遍说得全对的。恰巧这时日本一个参观团听说我们在录日本连续剧要求来看看，来到了录音棚。参观团的人来了，总不能一遍遍地老让人家看排练，根据我平时对尚华的了解，我知道他是不怯场的，我也知道他对戏作了充分准备，所以我信心十足地喊了一声“录”，果然，一次成功，而且十全十美，口型准确，感情饱满，台词流畅，六、七位日本朋友不禁热情地为他鼓起掌来。客人们走了，棚里的人都说为老尚捏了把汗，怕他在外国朋友面前出丑。大家又问我：“怎么敢冒险喊录?他一遍都没说对过。”我说，“因为我知道老尚这人是人来疯，越有人看他越起劲啊”。我这一说，把大家都逗乐了。